“金熊猫”奖受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名单公布

对于后者，批评是无法回避的。

[4]（P143）这也就是说，产权体现的不只是人与物的关系，更主要体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15]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一样，关系到农村和林区农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国家林业资源整体效益的更大发挥和农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

我国大部分省份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已初步完成，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正在探索和研制的过程中。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法律条文规定与现实运作脱节的状况导致农民和林农在进行权益救济过程中困难重重，农民和林农维护自身权益的成本异常高。在集体林权内部，现行的制度安排通常表现为所有权主体虚置金融机构要创新林业贷款模式，积极开办林权抵押贷款业务。

这也就是说，集体林权这个权利束既可以统一于一体，也可以分属于不同的权利主体。一般产权具有私有产权、共有产权和国有产权之分。[28] 认真宣称立法机关在宪法解释过程中居于至上地位并不常见。

在司法审查确立之前，宪法的首要任务并非以法院为中心通过裁决立法的合宪性保障个人基本权利，而是关注政府机构与组织的运行。参见[德]卡尔·施密特著：《宪法学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47页。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著：《自由的法：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导言第12页。特定形式的表达行为是否被认为属于言论构成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范围，需法官在个案中根据案件事实决定。

参见[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41页。本文在澄清宪法解释是对宪法规范含义确定与查明的前提下，明确宪法解释不等同于宪法争议裁决。

在宪法解释方法上，建构主义不单纯依赖宪法的文本文字，而是参照和援引更为广泛的渊源，包括制宪者和批准者的意图、政治哲学与理论、道德乃至不同时代公众的价值共识。[④]如果仅将宪法作为一个保护个人权利的法律文书，则宪法解释等于宪法争议裁决，法院作为自由的保护者是惟一有权解释宪法的机关，且这一过程是被动的，其发动遵循司法程序由当事人向法院提出。[②] 美国左翼宪法学者提出了民主的立宪主义。许多国家的学者同意将作为整体的宪法（constitution）与作为法律的宪法(constitutional law)加以区分。

行政机关依据行政程序在制定行政抽象性规则与颁行具体的行政命令与措施的过程中实施宪法，且不得与法律相抵触。前者指作为统一整体的宪法，后者指作为众多个别法律的宪法。[15] See Antonia Scalia,A Matter of Interpretation, Federal Court and the La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80。无论从发生学还是宪法发展史角度视之，宪法的法律性都是后发的，并非作为宪法的原初形态而存在。

这种允许在冲突的基本权利条款之间进行调和的裁判方法被认为减弱了基本权利对抗公权力的属性，使得基本权利保护不再关注个人权利之于国家的界限。将宪法实施等同于宪法解释既是一种政治理论的宪法解释观，也是民主的立宪主义在宪法解释问题上的体现。

各种国家机构依据宪法运行其权力都是实施宪法方式之一种，只不过各机关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按照该权力所允许的程序运行此一权力。以此观之，宪法解释与宪法实施是关联密切的两个宪法概念。

虽然在语义学与实际的权力运行过程、方式、程序、效力等方面，两个宪法概念具有明显差异，但是，设若将二者做绝对的分离，势必不能对两概念中的任何一个有全面把握与理解，即实施宪法依赖宪法解释。仍以言论自由条款为例，言论自由中的言论一词具有模糊性，其内涵着重于表达，其价值侧重于表现，故而言论自由通常被归于表现自由的范畴，但其外延并非十分确定，而是具有多义性。政治理论的宪法解释观可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司法中心主导下将宪法解释与宪法实施作机械分割与疏离的理论倾向，克服我国宪法监督理论受西方违宪审查理论支配的影响，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实施制度。他特别反对那种把宪法视为具有雄心和抱负的文件，认为宪法的作用仅在于确保当下和眼前的权利能够得到确实保护。亦即如果将宪法解释等同于宪法争议裁决，法院是惟一有权解释宪法的机关，也是在面临宪法争议之时有权说最后一句话的机关。宪法是法律，但宪法是法律的法律，问题由谁提出、谁发动、主动与被动并非判断宪法解释的适当标准，是否在宪法规定的程序内运行宪法授权才是理解宪法实施意义上宪法解释的妥适尺度。

See also Mark Tushnet, The new constitutional order ,2003 by Princeton Univercity Press。[20]这意味着在美国，宪法解释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宪法解释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宪法实施，且与政府各部门的宪法授权范围有关。

特别是随着科技与通讯技术的发展，许多表达或者表现行为可归入言论的范畴。价值判断包含了原则之间的衡量，允许在不同价值基础的原则之间予以权衡，包括平衡与最优化。

伯克同意由法院继续裁决宪法案件但是须修正宪法授权国会推翻法院的多数投票做出的宪法解释。来源：《法学杂志》2013年第12期。

前者认为宪法应该保持刚性和稳定，不能轻易修改，宪法应置于人们不易触摸到的地方，并为此设置了严格的修宪程序。[14] [美]罗纳德·德沃金著：《自由的法：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导言第52页。建国之初，针对杰佛逊政府发动的弹劾联邦法官的行为，首席法官马歇尔非常担心，曾经私下建议将否决联邦最高法院意见的权威置于国会手中。民主的立宪主义又称为立法立宪主义或者进步的立宪主义。

[33]罗斯福以改变最高法院组成抗议法院否决其新政法令的裁判。法官有可能将自己偏好的价值哲学凌驾在宪法规范之上，使法院遭遇反民主多数的困境，有违宪法的民主性。

许多宪法理论著作明确表示，在美国，法院既非唯一的宪法解释者，也非当然的最终解释者。美国法学家德沃金承认，对宪法的道德阅读是一种贯彻政治宪法的特定方法。

[36]相对于德国，美国强调立法者以形成法律具体内容的方式实施宪法的义务，德国侧重于立法者的裁量自由，意味着制定明确宪法规范内容的立法是立法者的宪法义务，以立法方式实施宪法同样是对宪法含义的阐明，只不过遵循立法程序、以立法方式明确宪法的规范内涵。各国家机关，包括联邦与州，都享有在自身权限范围内解释宪法的权力。

美国法学院的宪法教学关注个人权利只有40年的历史，始自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作为宪法核心理念的有限政府与法治无疑是以理念与原则的方式约束英国政府的施政过程。[⑨]美国宪法序言开篇以我们美国人民……阐明制宪目的，我国宪法序言宣称宪法是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的法律形式。如果接受宪法是政治文件，这一政治文件并非都是由具体规则组成，而是需要进一步的价值判断方能确定其含义，则立法者依据宪法形成法律的过程就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

[14]却伯虽然不完全同意德沃金的观点，但认为起码宪法的一部份条款属于原则，并认为宪法是原则和规则的结合体。[26]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件中通过三方面进一步明确法院解释宪法的权力：其一，美国宪法第6条规定宪法是高于普通法律的法律。

To guarantee that freedom of speech will be no less than it is today to guarantee something permanent。同时，宪法文本规范地位清楚表明宪法实施的优位性。

我们人民应该统治我们自己，不应该通过日复一日的固定章程来实现管理，宪法应由多种思想重新思考，每一代人都应重新思考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法院解释宪法的权威来自于宪法第3条规定的法官有权依据宪法裁决争议。